再說百團大戰的歷史意義與功過是非

2015年02月28日    來源: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 李 峻

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,八路軍在華北根據地民眾的大力協同下,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破襲戰役,史稱百團大戰。然而,關于75年前華北大地上這一場驚雷之戰的評價,曾經幾經風雨,幾度變化。如今,穿越戰爭硝煙,拂去歷史塵埃,回眸這場解放軍軍史上爭議甚多、分歧甚大的大戰,評說它的功過是非,是對歷史的擔當,更是對未來的負責。

回溯百團大戰評價的風風雨雨

1940年至1941年,在百團大戰期間及剛結束的一段時間內,對此戰的評價并無非議。八路軍總司令部野戰政治部于戰后公布了戰績:在百團大戰105天的過程中,共進行大小戰斗1824次,斃傷日軍20645人,偽軍5155人,俘虜日軍281人、偽軍1.8萬余人。而八路軍也付出了傷亡17000人的代價。這使得國民黨方面散布的八路軍“游而不擊”的謊言不攻自破。消息傳到延安,毛澤東立刻給彭德懷發電報,說:“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,像這樣的戰斗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?”

但隨之而來的華北形勢惡化令高級領導人開始重新評價百團大戰。1941年至1942年,日軍在華北連續推行了五次“總力戰”性質的“治安強化運動”。八路軍(還有新四軍及華南游擊隊)所抗擊的敵軍總兵力,由1940年的58%,上升至1941年的75%和1942年的63%,八路軍的兵力則由1940年的40萬下降至1941年的30.5萬。根據地也大幅度縮小。凡此種種,造成對百團大戰評價的改變。1943年1月,鄧小平在太行分局會議的報告中對百團大戰已持批評態度:百團大戰使本區軍事力量過于暴露,傷亡很大,元氣不易恢復。當時根據地和八路軍的困難程度,今天已很難想象。1943年3月,彭德懷召開一個地方干部會議,與會者餓得坐都坐不穩,彭德懷只好請大家躺在炕上開會。到了黨的“七大”,有了更嚴厲的指責。劉伯承當時發言說,百團大戰是原則性的戰略錯誤。

然而,之所以造成對這一戰役的評價風起云涌,乃至發生根本性變化,還是因為政治風云的變幻。隨著該戰役主要發起者和指揮者彭德懷政治上的沉浮,對百團大戰評價也就褒貶不一。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,彭德懷遭受錯誤批判,新賬舊賬一起算,百團大戰遂成為彭德懷與毛澤東“三分不合作”的重要罪狀之一。說打百團大戰是無組織無紀律,是背著毛澤東的,是在抗戰戰略方針上反對毛主席,等等。在廬山會議后的幾年,有的黨史讀物如果沒有回避掉彭德懷的名字,就被定為“毒草”,更不要說客觀評價百團大戰了。“文革”期間,更上綱到什么“階級投降主義”“為了維護蔣介石的統治”“引起蔣介石搞了皖南事變”等荒誕無稽的惡毒攻擊。

作為當事人,彭德懷在歷次黨內斗爭中雖然承認百團大戰的指揮上存在問題,但堅持總體上肯定百團大戰。1974年11月29日,76歲的彭德懷被迫害致死。他生前多次對他的老警衛員景希珍說:“紅衛兵都是年輕娃娃,他們不懂得歷史,給他們講清楚了,他們會明白的。百團大戰當然也有不足的地方。但現在有人把這次戰役說成是罪惡,這根本是不顧事實真相。打敵人罪在哪里?我看有的人是別有用心。不管它,功過是非,歷史是最好的見證。”

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,對百團大戰的評價重新進入了一個正常的討論時期。黨史界對百團大戰持肯定見解的人比較多了,相關史實也相繼被澄清。

銘記百團大戰的重大歷史意義

百團大戰的重大歷史意義:

一方面,阻止了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步伐。1940年7月18日,英日關于封閉滇緬公路的協定在東京簽字。英國為全力對付德國,繼續推行犧牲中國、對日妥協的政策。外援基本斷絕,令中國抗戰舉步維艱。百團大戰爆發時,正值日蔣談判7月23日備忘錄達成,蔣介石和板垣征四郎首腦級會談擬于8月間在長沙舉行。中共當時雖然還不知道日蔣談判的具體情形,但已感覺到蔣方對日日益妥協的立場。在百團大戰所激發的全國抗日聲浪和高潮中,蔣介石不得不將對日妥協的行動停頓下來。8月下旬,日本首相近衛又寫了親筆信建議繼續會談,遭到蔣方拒絕。

另一方面,打擊了日軍的“囚籠政策”。1939年起出任華北日軍總司令的多田駿主張所謂的“囚籠政策”,即以強化交通為手段,對晉冀豫根據地進行分割和封鎖。劉伯承曾將之概括為“以鐵路為柱,以公路為鏈,以碉堡為鎖”。通過作戰,我軍在七個要害部位沖破敵軍戰線,撕碎了敵人的華北“囚籠”,打散了敵人的軍事系統,在近50個縣逼退了敵人。敵人不得不花費大力氣整飭戰線,填補殘缺。1941年2月,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從第十一軍(武漢)、第十三軍(寧滬杭)各抽調一個師團增援華北,但戰局仍無轉機。迄1941年7月,敵在華北一直取戰略守勢。直到蘇德戰爭爆發,日本軍閥在南進(太平洋)戰略的誘惑下始于華北轉取攻勢。

澄清百團大戰的歷史迷霧

第一個謎題,彭德懷是不是背著黨中央發動了這次大戰?

關于百團大戰的戰略預案在八路軍總部決定后,彭德懷于7月22日給各區發出《戰役預備命令》,同時上報了中央軍委。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《彭德懷傳》對這件事有一個明確說法:“這封被注明十萬火急的絕密電報(指預備令)發到延安,立即被抄送到毛澤東、王稼祥、朱德、洛甫、王明、康生、陳云、鄧子恢、任弼時和作戰局。”這是有保存在檔案館的延安收文原件為證的。問題是,中央對百團大戰的預備令有批復嗎?最終下達百團大戰命令時,彭德懷的確沒有得到中央軍委的批準。對此,彭德懷這樣申述:“為防止敵人發覺,保障各地同時突然襲擊,以便給敵偽更大的震動,大概比預定的時間提早了十天,故未等到軍委批準便提早發起了戰斗。”而且,在百團大戰的指揮者們看來,打破襲戰是再經常不過了。如聶榮臻所說:“破襲正太路,或者破襲平漢路,這是游擊戰爭中經常搞的事情。可以說,這是我們的一種日常工作,不涉及什么戰略問題。這樣的作戰計劃,軍委是不會反對的。”

第二個謎題,是百團大戰導致了根據地的巨大困難嗎?

不可否認的是,這是導致根據地在1941至1942陷入巨大困難的重要原因。百團大戰是日軍對中共在華北力量認識的重要轉折點。受到百團大戰強烈打擊的侵華日軍,加深了對中共力量的認識,全方位調整了在華北的反共政策:一度加強在華北的兵力;制定“肅正建設三年計劃”;加強對中共的情報工作;加強偽政權與武裝;制造封鎖溝、墻和千里無人區;利用偽新民會進行反共宣傳;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空前規模的殘酷“掃蕩”。隨著日軍對中國正面戰場壓力的減輕,國民黨當局的反共活動日趨活躍。同時,蔣介石通過百團大戰發現八路軍發展之大之快,極為不滿,心生嫉恨,所以給予八路軍給養供應更少,也加劇了根據地困難。當然,仔細分析可以發現,百團大戰只是造成根據地困難的原因之一。日軍把作戰重點轉向解放區,并不是百團大戰后才確定的。為了建立“大東亞共榮圈”,為了準備南進,日本就一定要加緊進攻解放區以鞏固華北。同時,連年災荒也是解放區出現嚴重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實事求是評析百團大戰存在的問題

對這次戰役功過是非的評說,孰是孰非,現在基本定論。但對這段歷史的爭議和研究,將會繼續。實事求是評析百團大戰戰略戰術,就不能否認其本身存在的一些問題,也正是這些問題造成了后來對其評價上的分歧。

問題一:百團大戰在敵情判斷上是有誤的。從彭德懷發布的命令中可以看出,其判斷是日軍將向西安、重慶、昆明發動進攻。但實際上,在宜昌戰役后,日軍已采取戰略守勢。如7月23日的《大陸命令第四三九號》中即要求,確保“黃河、黃泛區、廬州、蕪湖、杭州線以東地區”,在武漢方面的作戰區域,“大體在安慶、信陽、宜昌、岳州、南昌之間”。雖然戰時不可能獲得完全準確的敵方情報,但對敵人主要戰略行動判斷得不對,結論下得過于輕率,無論如何是個比較大的失誤。這也是彭德懷在晚年《自述》中認可的。

問題二:百團大戰的發動,與八路軍抗戰時期的戰略方針不盡相符。百團大戰實際上是集中八路軍主力發動的戰略性大規模進攻戰役,這與早已確定為“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”及“基本是游擊戰,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”有明顯差異。這一戰役的目標,如“較長期切斷”正太線,“基本是以截斷該線交通為目的”(7月23日命令);“徹底毀滅”正太線和同蒲線忻縣至朔縣段,使晉東南、晉察冀、晉西北和陜甘寧邊區大后方完全“連成一片”(8月31日命令)等,脫離了敵我雙方的實力對比,超過了八路軍當時所具有的能力。超過實際能力的要求,結果造成了:一、原定參戰兵力只有20多個團,而實際參戰兵力超過100個團,聲勢過大,軍事力量過于暴露;二、大部分戰斗是攻擊敵據守的車站、關隘、縣城、據點、碉堡,這不僅超出了游擊戰范圍,也超出了運動戰范圍,變為陣地攻堅戰了。且為阻擊敵方援軍,不得不打一些艱苦的陣地防御戰。

問題三:有一種意見認為,百團大戰中我軍以很大犧牲去進攻敵軍陣地,雖然奪取了一些地方,但未能鞏固,意義不大。這當然是一種表面性、片面性的認識。這是在敵人占領區進行的斗爭,每一寸土地都是從敵人手中奪取的。在這種特殊戰爭樣式下,不能設想只有我得而無敵爭,也不能設想只有敵得而無我爭;得而復失,失而復得,敵我雙方都如此,如同我軍四得五失淶源城。最后的鞏固,就是最后勝利。如果只有具備了最后鞏固的條件方才去得,那么在這以前該做些什么呢?所以,得失一次論是不符合敵后游擊戰爭的邏輯的。同樣,彭德懷下令以為能“較長期”截斷正太線,及將根據地“連成一片”,也是違反敵后游擊戰爭的邏輯的,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,也是有失妥當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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